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的比较分析社会发展学院唐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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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管仲与梭伦，一个是先秦时期辅佐齐桓公统一国家的项羽，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执政官。他们实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历史上相互映衬，推动了两国的历史。进步。他们的改革和实践既有相同点，也有不同点。本文从社会背景、改革内容、历史价值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他们政治改革的比较。

[关键词]管仲；梭伦；民主；君主制

管仲为齐国相，梭伦为齐王。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在各自的国家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，使各自的国家日益强大。当今全球化的世界，各国的发展既有相似之处，又有独特之处。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，分析比较他们的政治改革，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。

一

众所周知，管仲生活的春秋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、分裂、变革的时期。自周平王东迁以来，王室衰落，政权落入他人手中，诸侯国强，诸侯相互征伐，战争频繁，英雄辈出。西周初年，蒋太公被封为齐国公。齐国多年来一直是东方大国。这里靠近大海，鱼、盐资源丰富。全国矿山众多，矿产资源充足。然而齐桓公即位前夕，齐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劣势。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，诸侯国的地位也随之动摇。具体来说，齐桓公到了后，在高、虢的支持下得以统治，齐王成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和统治者。中央政府主要官员，例如部长

行、大司田、大司马、大司礼的职位主要由贵族和官员担任，负责处理国家大事。当时齐国的贵族有“高（文公的后裔）、郭、崔、庆、栾、高（惠公的后裔）、陈、鲍等”。 “他们凭借大权，世世代代掌控国家大事，统辖诸王，统一臣民。” [1] 垄断政治权力的贵族和官员依靠宗法血缘关系世代占据高位，甚至影响废除君主，对君主权力的加强构成威胁。

管仲，字义吾、忠，与赵虎辅佐太子玖，太子玖战败而死。管仲景的好友鲍叔牙将他推荐给齐桓公，他就成为了齐国宰相，人称“仲父”。管仲是季氏后裔，与周天子同姓。他的父亲是齐国的高级官员。后来，他的家道逐渐衰落。管仲曾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他了解人民的想法和要求，并协助国王的儿子。因此，他对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病有一定的认识，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总体走向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正是基于这些因素，他后来的许多变法开创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例。

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制度。雅典国家开始形成。在新成立的国家中，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构，拥有国家事务的最高司法权、监督权和决策权。领事和公民议会均受上议院控制和支配。贵族院“负责维护法律并管理最重要的国家事务”，其成员必须来自具有贵族血统的家庭。虽然九名执政官名义上是最高统治机构，但这九人必须来自贵族，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判断。名义上拥有巨大权力的公民议会名存实亡。它的会议议程必须由上议院安排，但公民议会实际上是由上议院控制的。绝大多数平民由于家庭偏见和财产限制而无法参与国家事务决策，因此也

在这种形势下，下层平民与工商业奴隶主结成联盟，与贵族展开激烈的斗争。平民与贵族形成对立：“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，人民起来反抗贵族。党争非常激烈，各方长期保持对峙状态。”[ 2]随着斗争的白热化，公元前632年的塞隆尼亚起义在雅典建立了暴政，但很快就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而被贵族镇压。公元前621年，贵族们被迫颁布了严酷法典，但这部法典并不能满足平民百姓的诉求，因此斗争变得更加尖锐。在内部冲突加剧的同时，雅典还面临着科林斯、麦加拉等城邦的威胁，雅典还失去了萨拉米斯岛。此时，雅典城邦急需一位调停者，梭伦来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。普鲁塔克曾指出：“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梭伦身上，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参与当时罪行最少的人。”[3]

梭伦出生于雅典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去过很多地方。他在修身养性的同时，也考察社会风俗。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处境，所以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以“仲裁者”、“调停者”、“调停者”的身份出现。这也造就了他的改革作风和温和思想，既不迁就贵族，也不偏袒平民。

可见，梭伦与管仲虽然处于不同时期，但在变法过程中都面临着贵族的强大势力和阻挠，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。当然，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。由于两人继承的历史传统不同，他们的政治改革任务也不同。管仲身处奴隶社会，他要解决的是统治和生存；而梭伦处于相对民主的社会，他最想解决的就是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。他们的改革完全符合各自的历史传统。

发展趋势。

二

领导诸侯，必须搞好内政，发展国力。因此，管仲就任宰相后，对齐国的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在管仲看来，“天下不必忧臣，也不必君治”（《管子·穆民》），所以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主。当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时，国家的根基也就确立了。因此，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建立君主制的道路。于是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一整套直接服从君主的专制制度诞生了。地方层面，落实“三国五国”举措。管仲将君主直接管辖的国家分为国土和乡村两部分，然后对京师和乡村进行不同的管理。关于“三府”，“府分为二十一乡：工商业六乡，士（农）乡十五乡，官五乡，官五乡，高官五乡。三府分分为三官，大臣分为三司，城分为三乡，泽分为三虞，山分为三衡”（010-）。 30000）；关于“五县”，“五户分为一轨，轨有领导；六轨分为一镇，镇有官；十城分为兵，而兵有首领；十兵分一乡，一乡有士；三乡分部落，部落有首领；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无论是城里的乡长，还是乡村的五大臣官，都直接对君主负责。每年正月，必须报告治理情况，听取君主旨意。君主根据他们的政治表现来决定他们的晋升或降职。中央政府设立了各种官方职位。这些官员协助君主处理国家事务，但没有决策权。一切决策权都取决于君主。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，管仲设计了“法治”制度，将“生死、富贵、贫贱（《管子·立政》）”六大权力牢牢地置于君主手中。他阐明了王、臣、人民、法律的关系：“王制定法律，大臣遵守法律，人民服从法律”（《史记·关公列传》）。

在管仲的法律体系中，君主掌握立法权，大臣执行法律，百姓只能盲目遵法。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，管仲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。为此，他制定了一系列选拔官员的标准和措施，在制度上表现为“三选制”。一是各乡向国家推荐有才有德的人；然后，有关部门对各乡推荐的人选进行试用期，选出优秀者向君主推荐；最后由君主亲自审阅使用，合格者即被任命。

另一方面，梭伦的改革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建立民主国家制度是他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为此，他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政治机构。首先，他规定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。为了防止上议院操纵公民议会，他设立了公民议会的常设机构，一个由400人组成的理事会，负责提出法案。其次，他规定九位领事是最高行政机构，负责日常行政事务。第三，他规定陪审团是处理法官提起的任何案件的最高司法机构。第四，他规定上议院是最高监督机构，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。在重新定义的政治机构中，国家的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和监督权是分开的。在他的法律体系中，雅典贵族与普通民众（无论贫富）分享立法权，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事务都由公民议会讨论，尽管贵族议会仍然是“国家的总监督者和监督机构”。维护法律。” [4]。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，梭伦从经济入手，重新调整了各阶级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。他根据财产的多少将雅典的自由公民分为四个等级：五百柱级、骑士级、二牛级、太阳级，并按等级确定他们所担任的官职。财务人员由一等公民担任；领事等九个高级官员职位由一等和二等公民担任； 400人委员会的代表由前二等公民担任。

一、二、三等公民服务；第四等公民可以参加公民集会和流行法律

德拉古特时期，梭伦通过抽签改革了选举法。 “梭伦规定，国家公职候选人首先要在各个部落投票，然后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候选人。” [5]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受到了贵族的影响，但候选人仍然要经过第二道抽签程序，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。

毫无疑问，由于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所依赖的社会载体，管仲和梭伦的变法必定走了不同的道路。一是“法律在君主”，二是“主权在民”。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当然，他们在改革中都重视法治的重要性，限制贵族的权力。两位不同时代、不同空间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。

三

梭伦和管仲的变法性质完全不同。前者是民主的建构，后者是君主制的建构。正是由于这种性质上的差异，他们的改革更好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价值，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和东方的政治发展。

管仲的变法人为地强化了人们在心理、生活、生产等方面的宗法等级意识，为君主专制铺平了道路。他的变法思想为建立“尊王拒夷”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，为保证齐国在诸侯争霸中处于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对于平息中原诸侯之间的纷争，维护中国的统一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共同抵御外来侵略，无疑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。管仲变法所体现的君权人治精神，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及其他国家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，而且对进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封建社会。甚至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随后的改革者似乎并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，往往还继续强化君主的权威和权力。中国几千年盛行的封建帝制，可以追溯到管仲的变法。

与管仲不同的是，梭伦的改革规定一切机构只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，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，使得国家难以走向专制独裁。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的，他希望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和公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这一点。正如梭伦上任前誓言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“武力与正义相结合”的法律[6]，梭伦的改革体现了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、法治精神。这次改革不仅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，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。

四

比较管仲和梭伦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说谁好谁坏。两次改革的差异是社会载体、社会环境、地理环境、阶级权力对比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比较的目的是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得到有益的启示，并运用到今天的政治生活中。

管仲、梭伦，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、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启示。唐太宗曾说过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裳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盛衰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” ” (《管子任法》) 他们的改革值得借鉴。

[参考]

[1]童树业：《旧唐书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1页。

[2][5]亚里士多德，《春秋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1年，第5部分；第7 章。

[3][4]（希腊）普鲁塔克，《雅典政体》，吴子金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62年4月，第14节；第16 条和第19 条。

[6]普鲁塔克，《普鲁塔克选集》，商务印书馆，

171 页。

1990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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